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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營銀行的產權清晰化是必由之路

      作者: 發布時間:2019-07-22 瀏覽次數: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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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我國民營銀行發展進入了一個(1209.60, 12.30, 1.03%)時代,最近五家民營銀行獲準籌建以及近期深圳前海微眾銀行的正式開業,對我國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起了非常大的促進和示范作用。

        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的主要模式有增量模式和存量模式兩種。

        所謂增量模式,即是完全設立新的以民營資本為主導的銀行。這類全新的商業銀行目前在中國銀行業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仍屬試驗范疇。即使在完全新建的商業銀行中,政府為保障改革的漸進性和銀行的穩定性,也通過各種方式發揮已有的存量銀行體系的作用。增量模式的優點是民營銀行可以以規范化的全新面貌出現,沒有歷史遺留問題,較少產生制度與利益摩擦,缺點是缺乏客戶與營業網點基礎,組建成本較高,且易造成金融機構過濫與無序競爭。

        所謂存量模式,即是通過對現有銀行的產權重組或改建而組成新的商業銀行。這種方式的缺點是在組建過程中會產生較高的利益摩擦成本,但卻可在較大程度上克服增量改革的不足。第一種存量模式是,在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基礎上成立民營銀行,就是在解決歷史不良資產問題的基礎上,有步驟地吸收地方優質民營資本入股,進行股東結構的調整,實現民營資本控股。第二種存量模式是,在城信社或農信社基礎上組建民營銀行,在實踐中,這類銀行占絕大多數,近年來大量的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出現,其中引入了大量的民間資本。農信社和城信社本來與民營資本有著天然親和力,不少農信社和城信社的經營者素質較高、市場定位合理,這些由存量部分改制而來的商業銀行更容易吸納民間資本,也更能為民營經濟的融資發揮積極作用。

        總體來說,我國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的路徑選擇呈現出“存量為主、增量為輔”的漸進式特征,這與中國金融改革的漸進道路選擇是相輔相成的。謹慎地創建增量部分,大刀闊斧地改造存量部分,如此才能一方面順利推進銀行民營化改革,使更多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另一方面又能較好控制由此產生的系統風險,避免銀行民營化帶來的負面后果。

        世界各國銀行民營化過程中,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汲取。

        第一條經驗教訓是,應當在政府金融監管與市場監督機制較完善的基礎上開放民營銀行。俄羅斯在1991年前后采用“休克療法”放開金融業,結果區域性民營銀行的總數突然之間多了兩萬多家,其中多數是金融騙子,導致俄羅斯的金融、財稅體系全面癱瘓,黑市交易、以物易物成為主要交易手段。目前,中國監管機構和市場機制對銀行的監管力量都處于世界中游水平,而且,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快速應變能力、激勵約束機制以及對民營銀行的監管能力還不完善。因此,中國還不具備大規模開放民營銀行的條件,可引進數目有限的民營銀行,在路徑選擇上采取漸進模式,逐步放開銀行業。

        第二條經驗教訓是應逐步引入存款保險制度,逐步消除國家隱含擔保,避免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上世紀80年代末,墨西哥開始進行銀行民營化改革。從1991年6月至1992年7月,18家國有商業銀行被賣給金融集團,這些新的所有者主要是民營資本。到1992年8月,墨西哥政府總共批準建立了20家金融集團,其中15家集團擁有銀行。1993年,政府又開始對新的國內進入者開放市場,截至1994年,墨西哥共有35家民營銀行。與此相配套,墨西哥于1986年改革后制定并在1990年實施了存款保險制度,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國家實際上仍對銀行風險承擔全部責任,而商業銀行承擔的責任較少。這種制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商業銀行的短期行為,不顧風險過度發放貸款或在國內外舉借債務。1994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為搶救商業銀行,在四年中共投入了5223億比索。誠然,民營銀行的發展需建立完整有效的存款保險制度,但如果民營銀行未建立起自身獨立的商業信譽,即使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其可信賴程度也遠小于國家信譽,而且由此衍生出的“道德風險”問題將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的安全隱患。

        第三條經驗教訓是謹防特權介入或讓大企業操縱銀行,防止新設銀行財團化。印度尼西亞在上世紀80年代初鼓勵民營銀行發展,截至1997年,民營銀行的市場占有率已達50%。但由于印尼政府在開放民營銀行的過程中沒有把好準入關,特權集團渾水摸魚,有許多民營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被控制在達官顯貴或是軍方手中。在金融風暴之前,這些金融機構大量超貸,迅速舉債擴張,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上大發橫財,成為制造印尼泡沫經濟的罪魁禍首,并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開設民營銀行時應謹防新設銀行財團化,杜絕政治勢力等特權介入銀行營運。

        民營銀行有一個普遍存在的傾向即是產權的模糊化。模糊產權的表現是:盡管民營銀行主要以產權相對清晰的民營資本為主,但同時也在產權結構中加入了很大的政府股份(或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另外在民營銀行的內部治理結構中也使政府人員擁有了更大的控制與決策權。

        產權模糊化和控制權的部分讓渡,是轉型過程中特有的法律和行政環境下必然產生的現象。通過產權的模糊化和控制權的讓渡,民營銀行換取了國家的產權保護和“隱性保險”,與國有銀行一樣具有了政府的背景,從而獲得了現有體制下的安全感。讓渡一部分控制權給政府以獲得政府的信譽注資,為自身建立一種非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這是很多發起民營銀行的民營企業家的主要目的。

        但產權模糊化和控制權部分讓渡只是一個暫時的較優的制度安排,從長遠來看,其制度效率會慢慢降低,甚至會給民營銀行帶來較大的經營風險。政府對民營銀行的過度介入會使得民營銀行的信貸完全失去獨立性,從而使得信貸質量和資產質量有可能下降。

        另外,控制權的部分讓渡使得政府工作人員在很大程度上能干預銀行的決策層任命,使得許多優秀的金融企業家無法通過公平競爭和規范的選拔程序進入民營銀行,銀行家甄別和篩選的市場機制就會受到損害,不利于真正的銀行家的產生,這是一個更為長遠的損失。

        同時,政府給民營銀行提供的隱性擔保會使得民營銀行的權利和義務失衡,從而加重民營銀行的道德風險傾向。因此,盡管在短期內產權模糊化和控制權讓渡不失為一個暫時性的較優制度安排,但從長遠來看,民營銀行的產權清晰化應是提高民營銀行質量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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